阳光照进来，乡村孩子的性教育实践

　　在乡野的风中，藏着孩子们悄悄成长的故事，这里有阳光下的童真，也有无声的困扰。

　　留守在乡村的女孩，十几岁年纪就被同村的男性侵犯；偏远乡村小学的校工，长期性侵一位12岁的女童，致使女孩怀孕五月才被发现……在乡村里发生的青少年性侵案件屡见报端。据“女童保护”统计，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青少年性侵案件多达223起，年龄最小的只有2岁。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们，不知该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，不知该怎么“拒绝”，当悲剧发生时，更没有机会意识到“这不是我的错”。

　　担心乡村孩子可能遭遇同样的困境，重庆市巫溪县通城镇红路小学的陈老师和丈夫冉老师决定，在自己班上开启一场青少年性教育探索，因为“不想让孩子遭受类似的事情”。

图说：重庆市巫溪县城厢小学

　　1、学生知道的多一些，伤害就远一些

　　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6年公布的《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》显示，小学阶段，城乡之间加起来的性教育课程覆盖率尚不足10％，而乡村占据的比例仅有3.3％。

　　这也就意味着，在监管难以触达的地区却有着最少的性教育。而由于偏远、缺乏监督和性羞耻等原因，这些乡村地区的案件甚至在统计数据和司法中缺失，悄无声息的发生和结束。

　　性侵相关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，不少家长也感到了恐慌，但他们却无从下手。“我们也知道很有必要，也非常担心，但是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”很多家长仍在以性为耻，更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。

　　“必须要行动起来”，陈老师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课就这样开始了。

　　但要在“谈性色变”的乡村，开展青少年性教育并不容易，可预料的是家长的质疑、学生的逃避、学校的担忧以及教育资源的匮乏。从学校角度，对教师资源本就稀缺的乡村来说，再抽调老师讲授性教育的课程更是一件难事。

　　不过，陈老师没有放弃，在担任班主任、语文老师的同时，她见缝插针地为学生教授性知识，“实在不行就占用我的语文课，我们要在青春期之前告诉他们什么是青春期，而不是说青春期过了再来告诉他们。”

　　“我恨不得把自己学到的知道的都灌给他们。想让他们能够知道的多一些，明白的多一些，就能离伤害远一些。”陈老师说。

　　2、被质疑，被理解，被需要

　　最初陈老师自己摸索的性教育是碎片化的，很快，她就发现了问题，面对学生对于“精子和卵子如何结合的提问”，她不知如何回答。该怎么教？如何把握边界？而这也是家长的担心，是否会因为不正确的教育导致孩子走向另一个极端？

　　她留意到有些地方在开展性启蒙的时候会让男孩离开教室，在教育女孩子月经知识的时候也是拉到墙角私下几句话交代一下，“我听说了之后很生气，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样做的话反而增加了神秘感，让学生没办法意识到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。”

　　直到“湖光计划”走进乡村，这个项目由龙湖公益基金会发起，免费为乡村校长及领导班子提供管理赋能培训，也为乡村教师提供进修研学、名校跟岗等机会。青少年性教育培训便是这项计划设置的特色课程之一。

　　陈老师知道后非常开心，果断地报名培训，因为“这是一个获得专业支持的绝佳机会”。

　　也是在培训课上她第一次对性教育课程有了系统的了解，课堂上她提出了自己的积攒已久的疑惑。“学生问到精子如何进入卵子的时候该如何回答？”“告诉他们是性行为就好。”

　　培训结束，陈老师带着课件、书本以及学到的知识带回了自己的课堂，有了指导，陈老师上课有了更多的信心，性教育课也慢慢系统起来。

　　这些收获也影响到了她的丈夫冉老师，他现在重庆市巫溪县城厢小学教书，同样觉得需要在班上教授性教育课程。在陈老师即将去广州参与第二次培训课程时，冉老师提出要一起的想法，随后和龙湖公益基金会沟通后，经过报名、考试几轮环节，争取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。为了上好这次的课程，冉老师在家对着课件把第一次没学到的课程全部自学完成。

图说：冉老师正在上性教育课程

　　这次培训给冉老师感触颇深，回到学校后他提出了三个建议，第一是要求尽量每周安排1-2个课时的性教育课；第二，建议所有班级都设置这门课程；第三，他可以为学校的老师、班主任培训，让知识辐射更多的人，甚至可以送到其他学校。

　　冉老师的建议，得到城厢小学校长王洪春的高度认可， “如果等学生受到侵犯了再告诉他们，那我们就是罪人了，我们必须在侵犯发生前，让学生认识到什么是性侵犯，怎样保护自己。”王洪春说。

　　王洪春也会经常旁听性教育课，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。他举例，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应该强调老师也存在性侵犯的可能，学生不能盲目地100%信任老师，课堂上应该明确告诉学生，老师的哪些行为同样属于性侵犯。

　　对教学质量的追踪，是王洪春在“湖光计划”领导力培训学到的重要一课，把企业的管理思维应用到学校日常管理之中，令他眼界大开。

　　起初，面对企业的管理思维，他有点适应，“第一节课讲来讲去，我也没有听进去。”他笑称，这种思维第二节课的时候就发生了转变，“其实企业讲的项目化、用户思维，对应到学校就是目标导向，办学是一件长久的事，没有中长短期规划，肯定办不成。而学生就是我的用户，这个层面学校要有服务精神，俯下身子做事。”

　　另一个让他感触颇深的是数据化的管理，他以性教育课举例，“学校1300多个学生，哪些学生能够接受性教育课？哪些家长能够接受？上课之后又取得哪些效果？这就是校长在宏观层面需要掌握的数据。”

　　如今，城厢小学已经把性教育课的频次提高，在开展课程之前还会在家长会上对家长进行培训，目前80%的家长都对性教育课表示支持。

　　3、乡村的孩子们，亟需更实在的教育

　　陈老师仍然记得第一次上性教育课的情景，学生们好奇又害羞，在放到一些身体部位的图片时也会尖叫和讥笑，但陈老师能感受到学生的好奇和求知欲，变化也在一次次的课程中悄然发生。

　　一位四年级的女生刚上过两节性教育课，对这些知识还在比较朦胧的状态，但她能清晰的陈述老师讲的她从妈妈子宫来，讲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被侵犯。但她也提到了自己上课时的“不好意思”，以及面对男生起哄大笑时感觉到的“不舒服”，尽管她还并不明白为何不舒服。

　　同样一位四年级的男生也提到，老师讲到“隐私部位”的时候，还是会和班里的男生一起笑，“就是不好意思”，四年级的他对性知识的了解都来自道听途说，比如身边成年人开的黄色玩笑等，“听到觉得一点都不好笑，但知道是不好的。”他闷闷地说。

　　慢慢的陈老师发现，每次上性教育课的时候，学生的哄笑声少了，比其他任何课都要安静、认真。一次公开课上，当陈老师讲到怎样认识自己的身体、怎样爱护生殖器，提到阴茎、阴道等专业术语时，上过性教育课的学生明显平淡很多，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，而没上过性教育课的则是惊奇，“这种话怎么说的出来”。

　　家长的变化也在发生，“家长会的时候说到性教育课，我看到他们都两眼都放光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急切的需求。” 最初的质疑声渐渐隐去，许多家长开始主动找到陈老师告诉她孩子变懂事了，比如知道在妈妈月经期的时候主动替妈妈干活等。

　　王校长在感受到了性教育的力量后，也在尝试做一些学习和提高，看报告、四处做调研、把教育辐射到更多农村学校、主动送老师去培训。

　　在王校长深入的观察调研中，他发现相比城市，乡村需要更多“实在”的教育。他举例，有一个留守儿童不愿意和父母拥抱做任何肢体接触，因为她觉得父母不爱自己，这些情绪是无法自己消解的，这时候就需要做一些关爱活动，比如增设了“聊天课”及时了解学生心理状态，在晚上睡前为学生播放晚安故事等。

　　在乡村还要承担教育家长的工作，教育家长尊重孩子的价值观和兴趣等。他表示，乡村的孩子并不是没有思想，我有一个理念是办一个好玩的学校，基于这个理念，城厢小学还设置了科技课，仅开课一年多，学生就代表重庆在全国的科技比赛中获得金奖。

　　“办一个好玩的学校，做更实在的教育”，这个理念和龙湖跟的公益理念相一致，即”做真正能够赋能受益者的公益“。

　　在龙湖公益基金会的理念里，受益人是最重要的，受助对象应该是自我改变的主体，不是也不能成为公益项目的被动参与者。因此，在持续两年的整县帮扶中，项目不仅通过一对一访谈、实地调研、成长档案、小组研讨、集体共创等形式，多维度了解每所项目学校的现状、挑战及需求，还选派了项目人员及志愿者，驻扎项目学校，深度陪伴学校发展，最终选择适合自身学校发展的资源，心理教育、性教育课、戏剧课便是在一次次调研中，成为“湖光计划”的一部分。

　　 “湖光计划”还整合企业、名校、公益行业的优质资源，跟各地教育管理部门合作，提供“校长+教师+学生”的闭环帮扶。截至目前，该项目已为72名乡村校长提供了管理赋能培训，培训的乡村教师超过600人，2万多乡村学生从中直接受益。

　　“教育来源于生活，我们的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学会生活，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。”王校长说。

　　在这片乡野的土地上，龙湖集团、乡村学校、老师一同探寻着乡村教育的路径，试图让阳光照进每个孩子心房。正如那抹初升的晨曦，我们期待这束光芒可以穿越乡野的风尘，引导孩子们迈向自己的明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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